大年后的成都茶馆还弥漫着霉雾气，像浸了水的宣纸。我望着对面彩衣包裹的女士，她正用银匙搅动桂花藕粉，指尖蔻丹红得刺眼。

“先生您年过不惑，还挑三拣四？”她忽然开口，眼尾扫过我的北面外套，“倒要请教您那几项硬性条件。”

我数着茶碗里漂浮的龙井嫩芽：“其一比我小，其二谈得来，其三......”

银匙磕在青瓷碗沿，惊起邻桌几只灰雀。“笑话！您不过是个写码的......”

檐角铜铃被北风撞得叮当响。她的怒斥混着跑堂的吆喝，倒像戏台上的锣鼓点。我望着她眉梢颤动的金粉，忽想起药铺里那些贴着红纸的抽屉——当归须七寸，人参要百年，世人总爱将活物晒成干瘪的标本。

“您这般年纪，还当自己是宝玉？”她冷笑起身，珍珠耳坠晃得人眼花，“不过是个酸腐的码农！”

茶汤渐凉时，她未动的藕粉，稠白的浆液凝成团，倒像戏子脸上剥落的铅粉。窗外飘进几片梧桐枯叶，落在她遗忘的羊毛围脖，那围脖还残留着法兰西香水的甜腻。

我独坐至掌灯时分，跑堂添来新炭，火星噼啪爆开，恍若旧年拆解钟表时迸溅的铜屑。月光漫过雕花窗棂，在青砖地上淌成蜿蜒的河。

归途经过玉林路的尽头，赵雷常坐的角落已积了寸厚灰尘，石板路上的月光，竟比那女士的珍珠还要亮堂些。